根据本报基金周刊截至6月末的业绩排名，交银施罗德基金旗下的偏股基金，今年上半年以来的业绩全部进入行业（所有主动型偏股基金，剔出指数基金）前四分之一。有此表现的投资团队，全行业只有三支。

　　当今年股市进入下半程，宏观经济走入扑朔迷离的阶段，本报对话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总监李旭利，听他谈论未来的经济走向、市场趋势。

　　宏观经济拐点去年已经出现

　　问：去年的一系列采访中，交银施罗德是业内少数始终呼吁保持投资理性的团队，年初强调投资理念不能摇摆，年中提醒牛市行情中要保持理性思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年的业绩也整体排在行业前列。现在回头看，作出上述判断的逻辑基础是什么？

　　李旭利：我个人的看法，去年的市场行情不算是个正常年份的行情表现。这样快的资产泡沫发酵、膨胀的速度，对中国股市来说可能超过了10年一遇的级别。

　　现在回头看，即便不考虑当时市场的估值情况，宏观经济出现拐点迹象也很明显。如果抓住了这一点，今年上半年的资产配置策略和行业配置应该是很清晰的。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去年3季度，企业景气指数就开始出现下行趋势。今年1季度开始，这个压力开始反映到企业经营中，最明显的就是研究机构对于企业盈利增速的不断调低。从年初到现在，调低企业盈利增速的机构越来越多。市场对于宏观经济认识的不断清晰，构成了调整的动力。

　　进入4月份以后，部分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开始出现压力，伴随着收入增速的减退，可能有部分企业的盈利在下半年会面临负增长的压力。这是下半年投资最值得关注的方面之一。

　　问：从去年到今年，大起大落的市场行情对基金的操作考验特别大，你认为，应该从那个层面把握目前市场的投资脉络?

　　李旭利：确实如此，今年市场的波动很大，对于包括基金经理在内的机构投资者来说都是考验。

　　有些投资者在近期可能一方面用技术分析在看市场，一方面又在看宏观的东西，搞得思维无法统一。其实，不同时间阶段，重点关注的因素应该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在市场出现大的方向性抉择的时候，市场博弈、技术面因素永远都不是决定因素。最终能够影响市场大趋势的肯定在基本面，肯定在宏观经济的长期走向上。

　　在宏观经济方向特别明确的时候，无论技术图形多么明显、各个投资主体博弈的结果多么一边倒，都无法阻挡这个大趋势的演进。这在过去的历史上被多次验证过。

　　加强“软”投资

　　问：你认为宏观经济中长期走势对股市非常重要，那么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关注点是什么呢？

　　李旭利：中国经济最关键的问题和关注点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本轮宏观经济增长在2002年开始，基本上依靠的是出口拉动。GDP从最低8%一路攀升到12%，粗略估计，大概其中出口贡献了近4%。经济增速的上升，主要是出口拉动的。

　　在此之前，我国的进出口余额基本上是均衡的，既没有持续的巨额外贸顺差存在，也没有巨额外汇储备需要消化的问题，上述情况都是最近6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拉动的。

　　现在这个模式开始遇到瓶颈，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的币值在上升，贸易顺差在逐步回落，通过出口拉动的原有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开始显露出疲态，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时候。

　　而要让转型更顺畅，中国现在不仅要在防止经济下滑方面下工夫，通过“硬”的投资项目上马平滑经济波动，更应该加强社会保障、医疗、养老，进一步维持消费率。同时，大力加强教育和培训等“软”的投资，为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创造条件。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软”投资更为重要。

　　问：有人把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环境和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面临的情况相对比，你认为是否有道理？

　　李旭利：市场里确实有这样比较，认为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环境和日本1974年前后面临的环境非常像。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日本人口红利期是在1989年至1990年结束的。 从经济开始转型的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期间有15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日本成功完成了经济转型，经济出现第二波高速增长阶段。人口红利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持因素。

　　那么，中国的人口高峰期可能到2015年拐头，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2014年至2015年左右，中国留给经济转型的人口红利期只有大概6至7年时间。

　　这期间，我国经济能不能做到成功的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是否顺畅，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未来非常关键。

　　相关宏观政策配套、引导是不是良好，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能够树立，包括人力资源的投入都很重要。这些措施都和中国经济下一个春天的来临紧密联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