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问题：运作成本高、“水土不服”、中外股东分歧

　　据记者统计，上海30家基金公司中，有外资背景的基金公司多达19家，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二，在很多著名基金研究员看来，这也是上海基金公司无法做大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与中资基金管理公司相比，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无论是在办公场地的选择上（上海19家外资基金公司无一例外的将办公场地设在寸土寸金的陆家嘴(600663)商圈），还是员工薪酬水平的支付上，都倾向于追求高标准，无形中使其运作成本大大高于国内基金公司的平均水平。

　　虽然追求高成本运作，但在聘用人员数量上，外方股东却几近苛刻，要求上海基金公司人员少而精。“他们认为外国管一只基金几个人就可以了，没必要雇佣大量的冗余人员。”上海一家合资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员向记者抱怨人手紧张，很多银行渠道的工作因为没时间沟通而只能作罢。

　　事实上，中国几家大型基金公司的人员数量要远超于一般基金公司：嘉实基金仅市场部人员就抵得上上海多家基金公司全部人员之和，华夏投研部门亦是如此。

　　另一方面，在投资管理上，上海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普遍面临如何尽快适应和熟悉本地市场的问题，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熟悉还需要一个过程，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本土化是一个较突出的问题。

　　“尽管我们合资公司也有意识地从其它公司里聘用了一些具有本土投资经验的投研人员，但中外文化的差异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司的运作。在具体的投资研究与操作方面，中外双方在对公司的估值、投资方法的运用以及对市场的认识上也常常出现差异。”位于金茂的一家合资基金公司总经理向记者坦言，该基金公司虽然成立几年，但仍旧处于磨合时期。

　　对于市场评论较多的合资基金公司风险控制水平较强和产品创新能力较强这两个方面的评价，胡立峰认为：“这需要全面分析。在基金实际运作过程中，并不需要所谓复杂的风险管理技术。从实际情况来看，合资公司的外方关于风险管理的贡献被大大拔高。美国次贷危机说明所谓复杂的风险管理技术和所谓高超的产品创新能力，到底是从投资者根本利益角度出发，还是从一批所谓金融精英和国际跨国金融企业的自我利益角度出发，值得我们深思。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引进的理财产品，过度复杂和不透明的产品设计引发巨大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从投资哲学角度考虑，大道至简，真理是简单和朴素的。”

　　如之前所说，中外方间股东矛盾亦是上海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发展之枷锁。

　　“通常的做法是由中外方股东分别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重要的中层管理职位或者由双方对等派出，或者实行双岗设置，由中外方各出一人担任正副职。在‘轮流’设计下，重要的职位则由中外方轮流担任。无论哪一种设置都会存在一定的内耗与摩擦。”一家上海合资基金公司市场总监向记者介绍了此种职位安排的弊端。

　　人才流动频繁 一天换两家公司

　　另一方面，人才流动频繁也被众多业内人士认为是上海基金公司无法单个做大的原因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52家基金公司中共有98名基金经理离职，占基金经理总人数比率为30.15%。基金经理离职后，其中54.7%的基金经理选择到其他公募基金公司任职，仅仅有19.8%的人流向了私募基金。因此，与私募基金相比，公募基金公司是基金经理离职后的主要目的地。

　　众所周知，因为家庭原因，很少会有基金经理会选择跳槽到异地就业，而上海不仅拥有多达30家基金公司，且大部分云集陆家嘴地区，甚至还有不少基金公司位于同一幢大楼。

　　上海的基金公司多数于2003年后批量成立，为迅速打造口碑，同业挖人成为了各家公司主要的人才扩张战略。

　　行业的爆发式增长使得各家基金公司分别以高薪、高职位为诱惑争抢人才，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

　　相反，“易方达、广发偏居一隅，反而人心相对稳定。”一位从南方跳槽至上海基金公司的市场部人士感慨，在她看来：“基金公司各岗位人员诱惑太多，流动太大，人无恒心，亦即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

　　“有个基金研究员上午跳槽到一家基金公司上班，后来发现不满意下午又回到楼下的基金公司复职。”上海基金业人才流动之频繁可见一斑。